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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研究公司Wealth-X发布了“2020年全球高净值人群报告”。净资产在500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的人口被称为高净值人群（VHNW）。
2019年高净值人群增长超过10%，达到270万人，和2018年1%的增速比大幅加快。同时，净资产总额也增长了10%以上，达到26.6万亿美元。
北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中心，VHNW数量和总净资产都增长了约15%。
2019年，美国VHNW（增长了近16%）及其财富总和约占全球总数的36%。
中国和日本的表现也很强劲，两国的VHNW财富加起来占亚洲地区总净值的60%以上。
纽约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，2019年有110170名VHNW。
东京（73845名VHNW）位居第二，远远落后于纽约。
在国家层面上，中国大陆和德国的VHNW人口分别位居第二和第四。
85%的VHNW人口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。
96%的中国VHNW是白手起家的，而中东和南亚国家的VHNW财富更可能来源于继承或继承加自己创造相结合。
《2019—2020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报告》中探讨了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观和投资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他们会选择哪些财富管理机构实现财富增值。
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在这段不算漫长的时间中，高净值人群积累起可观的家庭财富，也同时面临着家庭财富管理的困扰。
一方面，就环境而言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；
另一方面，就自身而言，高净值人群也开始面临财富创造和财富管理、财富传承之间的重心取舍问题。
2019年，对中国的高收入/高资产家庭是一个别有意义的年份。根据瑞士信贷《2019全球财富报告》，截至2019年年中，中国有1亿人财富名列全球前10%，首次超过美国，后者为9900万人。
高净值人群的家庭资产
600万~1000万元是达标的门槛，约六成高净值家庭的可投资资产位于这一区间。
1000万元以上，则呈现财富量级和人群数量的指数级分布，1000万~3000万元、3000万~1亿元、1亿元以上的比例，分别为27.9%、9.8%和2.7%。
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
前三位依次为创办公司(39.0%)、工资等劳务性收入(21.9%)、房产投资获利(13.4%)。
与大众直观印象相符的是，中国人买房创富的概率远远高于买股票创富，体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上，即是依靠房产投资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比例，是依靠股票投资人群(2.9%)的4.6倍。
尽管经济形势并不令人感到轻松，但过去一年中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回报总体上还是达到预期了。并且，他们大多认为未来一年，家庭财富仍将以较为稳健的速度增长。
高净值人群在决策参考上，相当依赖小圈子(私人理财顾问和社交圈)，在打理财富的方式上，高净值人群的主要方式是听取建议，但自我操盘，这与全权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托管式管理，还有相当大的差异。
在投资理财上，高净值人群最关心的宏观环境，包括经济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等，其次是最近1~2年频繁出现的爆雷事件。
可以预见，随着“去刚兑化”的进一步深入，高净值人群的类似烦恼，不会在未来几年中减少。
绝大部分的高净值人群，看好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进一步发展。
海外资产是一类高净值人群将大量增加的资产，不过从家庭整体的资产结构而言，“国内为主，国外为辅”仍然是主流。
而海外资产配置的原因，主要是风险分散和实际使用需要(子女求学和海外移民)，其次才是高回报。
高净值人群的财富传承
在中国，财富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存续“，富不过三代”像一句魔咒让一些人耿耿于怀。因此，家庭理财的特殊性也为财富管理机构所重视，进而演化出更具针对性的财富管理策略。
在未来可能考虑的方式中，遗嘱、家族信托、家族财富办公室、企业股权或管理权等途径是大部分人的选择。
除了买房、买保险等一般操作，更具丰富性和专业性的家族财富传承方案逐渐被人们接受。
正如“未雨绸缪”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褒义词，多达72.2%的人已对系统性安排家庭财富传承有所考虑。
32.2%的人将在未来三年内着手进行，四年后以及较长时间后进行安排的比例在18.9%。
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，中国人面对的“财富”命题，也随之更新到了新的版本。
过去，财富在中国人眼中，大多是一个增量命题；
现在，中国人的财富体量已经相当可观，增量固然很重要，但存量也同样重要，甚至更为重要。
部分高净值人群会亲自打理家庭/家族财富，但更多人则会选择财富管理机构来处理相应的事务—至少是关于财富的一部分事务。
“财富管理，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”的观念已经广为接受。
